传统贫困观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及应对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贫困问题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既有儒家“富而教之”的反贫困理论,也存在道家及法家思想对于贫困有意无意间的“制造”。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以及长期小农经济下的物质贫困,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脱贫攻坚中的阻碍因素。精准扶贫,既需要汲取传统反贫困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更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积极探索完善基层文化建设新模式。     

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

在脱贫攻坚中,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精确瞄准与偏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户产生了必然的政策负外部性,表现为县域脱贫结构失衡、村庄帮扶悬崖效应与边缘人群争贫风险。究其原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竞争性的政策汲取、排他性的政策分配与分割性的政策评价是负外部性的三种发生机理。为此需要建立上下融合减贫机制,探索社区主导发展模式,拓展村民赋权参与空间,通过政策纠正、调适以消解和弥补政策负效应,强化政治决策与分配的正义性。     

“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建构"深度贫困"伦理关怀的理据及路径

当前深度贫困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中的“坚中之坚”,发展能力与机会的缺失以及心理的失衡与自然、经济上的致贫因素交织互构使得深度贫困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并突出地表现在地域与人群两个方面。深度贫困主体的现实境遇启示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治贫理念、方法和路径,发挥伦理关怀的功能。伦理关怀是深度贫困主体的内在需要,无论从责任、正义角度还是基于关怀伦理立场,社会都有为深度贫困主体提供伦理关怀的义务。在伦理关怀中,我们要以生存为基础,完善“深度贫困”的物质关怀体系;以尊重为宗旨,满足深度贫困群体的精神需求;以制度为保障,促进深度贫困群体的权利实现;以发展为目标,培育“深度贫困”消解的自我发展能力。     

地方扶贫立法的路径、制度与理论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奇迹,扶贫制度创新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呈现出破碎性、多价值融合性等特征,因此,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地方扶贫立法成为重要的制度支撑。从地方立法的文本出发,结合理论和实际调研经验,解构构成当前地方立法的思想基础,批判性审视当前扶贫法律规范的社会性和逻辑性,发现各地区的扶贫立法呈现出趋同化、政策化和泛原则化的现象。未来的扶贫立法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尊重各地的区域差异和扶贫经验,在法律的框架内,促进扶贫立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社会主义在其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理论与实践并行发展的进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果,它们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及一致性。梳理这种联系及一致性,既揭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